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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的大连,城市商战的另一个注解

2018-06-08 00:50 新商报

  人物名片

  人物名片   大连市价格检查局原局长,长期担任多家新闻媒体特约记者、通讯员。

  1983年3月的一天,在大连市职工物价监督检查总站工作的宋维家,与三位同事一起来到位于天津街的南货商店一楼检查,有位顾客买了3两圆枣干,结果宋维家他们给这位顾客复秤时发现的,营业员竟然少给了15克,随即做出处罚两元钱的决定。

  如今35年过去了,当与记者面对面谈起大连改革开放40年时,62岁的宋维家脑海中一下闪现出当时的情景。“因为那是我跟三位同事第一次下去检查,第一次罚款,所以至今记得很清楚。现在每当我走在天津街时总会想,当年这个位置是干啥的,那个地方又做的什么买卖。我记得天富大酒店当年的夜宵几乎是天天排队;还有天百店庆那人多的啊,把门的看里面人差不多满了,都得放铁闸门,等前拨人出来,再放进去一拨;那山水楼排队买大包子就像一道风景,天天限量,一个人最多只能买10个;旁边的丽字眼镜‘物美价廉’从来就没被处罚过;王麻子锅贴从早上开门到晚上闭店,客人就像赶集一样川流不息……”

  有些激动的宋维家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大连民营经济起步早,每一个老大连人对天津街都有美好的回忆,但这种美好现在只能存于记忆中了。很遗憾,那三位跟我一起去检查的同事都已经不在了,但当年那些事儿我都还记着。”

  从事价格检查工作30多年,职业赋予了他观察者的身份,宋维家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记忆就从他第一次去天津街检查开始了。

  那几条在检查中“消失”的街道

  那时的天津街被大连人称为“街里”,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等一起被命名为“中国十大著名商业街”。外地人来大连刚下火车,第一件事就是去“街里”逛逛;大连人想买点啥肯定也要去“街里”。

  “我们第一次去天津街检查,主要是查缺斤短两,还有餐饮业是否执行差价率。那时热闹啊,一眼望不到头儿,检查下来就用了大半天时间,包括那个圆枣干缺斤短两在内,我们那次一共罚了商家20元钱。”宋维家表示,那时关于天津街的投诉几乎每天都保持在二三十件。

  “其实怎么看待投诉多问题呢?交易额多了,出现差错相对就会多些,比如少找几分钱的、不够称的,甚至买东西走后门都来找我们投诉。我还记得经常有投诉饺子馆的,一斤饺子80个,少给了一两个饺子,也给我们打电话投诉……所以那时投诉真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一投诉可能就是个价格欺诈。现在回头看,当时很多投诉可以算是商家无心之过,客人一多,商家一忙乱,差错也就多了。”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宋维家有些感慨地说,然而从某一天开始,天津街的投诉逐渐减少,直至最后零投诉。从投诉众多到无人投诉,并不是天津街商业无瑕疵,而是说明它繁华和热闹已经过去了。

  “千姿百态、特色鲜明的天津街,逐渐变成了业态雷同、功能单一的天津街,变成了由几个现代大型建筑串连,但又彼此缺少呼应的天津街。我们检查时感觉最明显,以前一周得去几次,后来一年去几次,再后来几年不去一次。其实,还有当年我们检查时经常去的几条街,像新开路一条街、博爱街、五四路一条街……逐渐也跟天津街一样,消失在我们检查视野中。”宋维家遗憾地说。

  “那时候看到红色价签商品,谁都爱买”

  正如宋维家所说,消费活跃了,投诉也多了起来。从事价格检查工作30多年,在他印象中,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者对价格越来越敏感,投诉也逐渐增多。“1985年起,大连地区由于价格结构调整、基建投资规模过大以及货币发行量过多等因素影响,物价连年出现上涨过快的势头。从统计数据看,社会零售物价指数1985年比1984年上升13.29%,1986年比1985年上升8.3%,1987年比1986年上升10%,1988年比1987年上升20%,1989年比1988年上升16.4%。”宋维家表示。

  在物价上涨过程中,关于价格的投诉也越来越多,而不少都是因为没有标价,个体商家随意要价引起的。“那时的投诉量很大,而且多是发生在农贸市场,比如你买黄瓜2角/斤,而你的邻居在同一个地方就是5角/斤,他知道了,可能就会去投诉。因为这样的问题,发生口角的特别多,有时甚至打到了派出所。”宋维家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表示,由于没明码标价引起的投诉几乎占到各类投诉七成左右。“再有就是在一些个体商场里,南方服装那时大量涌入,因为不标价,同一件东西卖多钱的都有,这类情况投诉也非常多。”

  宋维家介绍,正是由于投诉增多,大连开始对商品和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可以说,大连是国内最早实行明码标价的城市。1986年,大连各级物价专业检查队伍和义务检查队伍相结合,对市内主要副食品、重要生产资料、紧俏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收费进行检查,各商业企业实行统一商品标价签制度。而到了1990年,国家物价局正式出台《关于商品和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的规定》,其实那个时候,大连已经实行明码标价制度有几年了,而大连按照国家物价局规定要求进行了完善。同年3月,大连市物价局正式发布了《大连市实行商品统一标价签的规定》,对商品统一标价签分三种颜色,其中红色标价签用于国家统一定价的商品,即价格不许上下浮动的商品。蓝色标价签用于国家计划指导价格的商品,这些商品无论国营、集体和个人经营,其价格浮动与否,均使用该种商品标价签。绿色标价签用于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即议购议销,企业自定,随行就市价格的商品。“在当时很多市民一看到红色价签的东西,都爱买,不说是抢购也差不多!1990年时,大连市物价局和专业物价检查队伍对市内1000多个单位明码标价情况进行了检查指导,有90%以上的单位能够做到正确使用标价签。当时全国很多地方的物价局都来大连学习红、蓝、绿标价签使用。”

  宋维家认为,从大连最早开始实行明码标价,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明码标价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外地频发的‘天价事件’——青岛‘天价虾(按只卖)’、哈尔滨‘天价鱼’和后来曝光的‘天价马(按秒收费)’,无疑把时下许多商品或服务明码标价不实借机宰客的市场乱象凸显在人们面前。为何‘明码天价’敢横行市场,让消费者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受骗和利益受损?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屡屡爆出的‘天价事件’说明市场秩序还存在不规范问题,不但让消费者的利益屡屡受损,更影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事实上,从明码标价到明码实价,很多地方物价管理部门是有着一定共识的,但频发的‘天价事件’更凸显了打造全国统一‘明码实价’工作升级版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啤酒瓶盖换钱,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其实,在物价检查中,大连不少经验做法的生成,最初都来自消费者投诉。

  1997年的一天,宋维家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一位外地游客称,自己去酒店吃饭时,想喝大连“大棒”啤酒,但是店家却说没有,而且这位游客在大连游玩的几天中,去了几家酒店就餐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来大连玩,就想尝尝‘大棒’,怎么在大连还能喝不到大连本地啤酒呢?”

  这样一个投诉其实严格来说,并非举报价格,但却引起了宋维家的重视。他直接来到那位外地游客提到的一家酒店了解情况,服务员也不遮掩,直接说:“卖‘大棒’不给钱,我们为啥要卖?其他啤酒都给钱,谁给钱多我们介绍谁家啤酒很正常啊!反正啤酒质量都差不多。一开始一个瓶盖有给2角的,后来有给5角的,再后来有给8角的,现在能给1元……”

  原来当时,市场一下出现了十几种品牌啤酒,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厂家和经销商为了进入大连市场纷纷采取各种促销手段,以扩大销量。最开始促销方式是加瓶,如卖10箱送1箱,同时还免费送给饭店冰箱。后来就出现了“啤酒瓶盖换钱”——服务员将开瓶后的瓶盖回收,积攒起来,定期同经销商交易,一个瓶盖可以换2角至1元钱,当时很多服务员以这种方式获取所得甚至超过每月工资。随之而来的就是,谁给瓶盖钱,饭店餐馆就经营谁的啤酒;反之不给瓶盖钱的就不推销,不推荐,甚至诋毁。所以当一些外地游客想喝大连地产瓶酒时,就会被告知没卖的。而经销商又把给出的瓶盖钱加到了啤酒价格上,最后还是消费者来承担。

  宋维家以通讯员身份在媒体上发表了《啤酒瓶盖换“大钱”究竟应该不应该》,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很多读者打电话、来信发表看法。1997年9月2日为此还召开了经销商、酒店、消费者和大连市商委、市工商局、市物价局等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讨论激烈,有说:“市场经济需要竞争,这只是竞争手段,不该大惊小怪。”有说:“竞争应有公平秩序,瓶盖价格不断上涨,吃亏的还是消费者。”有说:“尽管不赞成这种做法,但别人干,我们很无奈,只能跟着干。”还有说:“点几瓶想喝的酒,服务员不是说酒假的多不敢进,就说卖完了。酒店‘强灌’酒,消费者连点自主权都没有了……”

  宋维家回忆,当时这一事件很快引起市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瓶盖换钱”除了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也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瓶盖换钱”现象完全符合商业贿赂中的“账外暗中”特征,是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随后大连市工商局联合大连市物价局发出了《关于制止啤酒销售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通知》,明确指出任何经营单位及个人不得采用瓶盖换钱的手段进行啤酒销售,其他酒类用瓶盖换钱的做法也要立即停止。

  “当时不少城市也出现了跟大连‘瓶盖换钱’类似的怪现象,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当时市场杂乱无序,有许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瓶盖换钱’也许在当时还‘好用’,因为那时还属于卖方市场,但变成买方市场后,这种方式也就没用了。那个时候,不少城市得知大连的做法后,纷纷过来学习。”宋维家表示。

  汽车贷款手续费争端背后的经济活跃度

  在宋维家关于改革开发40年的记忆中,大连形成推广经验的还真不少。他告诉记者,随着机动车数量快速增长,其销售领域的价格投诉也在不断增多。最开始是消费者在4S店买车时要加价,想提车需要加3万到5万,甚至还有加到20万,如果不加价就要等好几个月才能提车,当时不少消费者投诉,引起大连物价部门对4S店的关注。但证据不足,因为加价部分没有发票,买车人提供不了证据,而且大多数消费者不敢实名举报,投诉了也不愿意作证,担心以后车维修受到影响,只能委曲求全。

  “再后来汽车贷款兴起,一些4S店从找专业公司给消费者贷款,转变成直接贷款给消费者,并强行收取贷款手续费,根据车型、车价不同,收取3000元到2万元不等的费用。如果消费者不交就不予办理相关手续。如果消费者因为4S店收取贷款手续费而放弃购车,4S店就以违约为由不退还定金,于是不少消费者迫于无奈只好缴纳贷款手续费,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很普遍,于是我们开始调查取证。”宋维家表示,部分4S店乱收费比较隐蔽,基本采取电子记账,必须尽可能搜集其价格违法相关信息和证据。“我们以消费者身份进店了解,能取证的当场取证,照相、录音,亮明身份后,我们从4S店电脑中发现了贷款手续费收取明细。”

  随后,大连市物价局在全市开展4S店收取贷款手续费大检查,最后查出七八百万贷款手续费,以自立项目收费对相关4S店进行处罚,并把手续费退回给消费者。这一成功经验刊登在《中国价格监督与反垄断》杂志上,包括宁波、广州、天津、青岛、杭州等很多城市物价检查系统前来取经。

  “其实,从这件事也看出这些年变化真明显!虽然汽车不是粮、油、肉、菜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像汽车这类‘大件’逐步普及,其销售价格已逐渐成为关系百姓切身利益,影响社会价格秩序的一项重要因素。还有就是大连市民价格维权意识提高很明显,从当年投诉电话都不知,到现在只要有任何怀疑都会举报,说明大家自我保护意识的确增强了。大连市民价格举报投诉量一度达到辽宁省其他城市总和,这更是大连商业活跃程度的一种体现。”宋维家最后说道。

  记者殷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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