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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假驴肉更可怕的是治理无力

2018-01-10 02:03 大连日报

    近日有媒体曝光,在“中国驴肉火烧之乡”的河北河间市,当地有多个黑作坊用猪肉、马肉、骡子肉炮制大量“假驴肉”销往北京和全国各地。据了解,整个河间市煮肉的作坊有300多家,真正有证照的只占少数。1月8日,河间市回应称将严厉打击驴肉掺假售假行为,通过重奖发动群众参与打假。

    就公开信息看,河间当地这种连片式、大规模的民间“假驴肉”制销链由来已久,当地食品监管部门也曾对其进行过严厉打击,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反倒使制假者养成了极强的“反侦察”能力,并且大有越做越大之势。从“地方名小吃”异变到“地域黑产业”,这一切不仅源于食品制造者的道德下滑,更折射出的是当地管理机构懈怠地对待“治理无力”的局面。事实上,行业道德从来都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假驴肉”一方面利用了制假泛滥与监管滞后之间存在的时间差。相较于河间“假驴肉”产业的严重程度,当地常规化的执法强度显然极不匹配,无论什么时候,食品安全领域的执法监管都是一场长跑,不能寄望于“突击”或“专项整治”,需要厘清职责,建立起常态化、长期化执法机制。对于“白天烟囱不敢冒烟,一到晚上都冒烟煮肉”的状况,“专项整治”不能总停留在常规模式,更不能让监管流于形式,白天睁眼天黑闭眼的监管很难不留死角。另一方面,“假驴肉”产业的持续做大是“品牌红利”与“品质输出”之间存在丰厚的利润差。用猪肉冒充驴肉可以多获利一倍,造假的根源是对利润的追逐,存在这样巨大的利润缝隙,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只有当违法成本足够让制假制劣者肉痛,只有当东窗事发的概率能够强过以身试法的侥幸,才能从心理源头上,震慑类似的违法犯罪活动。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是“曝光—整治—再曝光—再整治”循环往复下去,将会让公众陷入一种集体的无力感。与曝光的事件相比,这种无力感更令人感到不安。

刘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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