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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舆论监督与自我维权的关系
来源:大连新闻网 2010-10-22 www.dlxww.com
大连日报 孙健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促进社会进步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也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普遍提高,“新闻官司”频频出现,败下阵来的新闻也屡见不鲜。纵观这些败下阵来的新闻,很多并不是记者故意杜撰的假新闻,但是面对被监督单位或个人在法庭上“当面锣对面鼓”地较真时,有的因为只采写了某一方面被采访对象的情况,有的因为在采访到的事实上随意填上了自己的想象、推断,有的因为所采访的“当时的事实”找不到最终的依据等等,导致这些看似记者亲自采写的新闻成了法律上应当承担责任的新闻稿件,也就自然成了人们眼中的假新闻。凡此种种,这就对媒体的舆论监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篇好的舆论监督稿件不但要事实准确、内容清楚,还还要经得起被监督者逐句逐字的推敲,经得起“法律真实”的检验,才能既很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又能让被监督者心服口服地接受监督,促使其纠正错误行为,服务于百姓,服务于社会。同时,写好一篇“百密无一疏”的舆论监督稿件,也是记者维护媒体形象、维护自身权益所必须具备的职业素质。

    客观直录是舆论监督报道的本色

    我曾听过某电台一档心理热线节目,一个听众向主持人倾诉了自己家庭的矛盾,当主持人的“你的家人太不像话了……”话语出口后,我很为这位主持人捏了一把汗。后来想想幸亏这是电台节目的主持人,人们听完就过,甚至是还没听得很清楚就过了,所以惹上麻烦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是白纸黑字的报纸就此写出相关新闻并持该主持人的观点,麻烦就大了。从这个听众如泣如诉、细节备至的倾诉中,我也相信她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但是当一个记者没有做深刻的、双方面的调查,没有相关部门为他们的矛盾作一定论,就对谁像话谁不像话做结论是不恰当的。更何况,即使你做了调查在没有相关部门作定论时,你也没有下结论的权利,也只应该将双方面的叙述、观点做直接、客观的反映,让受众在你直接、客观的反映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如此,是否说记者在采写报道时就不该有激情,不该有什么善恶之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采写舆论监督报道的目的就是为了惩恶扬善,一个面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没有激情去批评去监督的记者,也绝对不是一个好记者。我们要用我们的激情去深入调查事件真相,详细记录事件中的人和事,用你深入调查后发掘出的事实真相和被采访人的一言一行将善恶美丑展现在受众面前,不需要你的任何一句主观评价, 受众就会根据你的报道有自己的评价。

    

    我曾写过一篇《法能否容情》的报道:新闻主角李某在养父母家里40多年,为了照顾病重的养母让丈夫放弃了单位分房子的机会,一直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养母去世后,养父续娶。养父得病住院,李某床前床后地照顾,没想到养父出院不久,就将李某告到法院,要求解除抚养关系。抚养关系解除后,又将李诉至法院,要求已经被判解除抚养关系的李从她生活了40多年的家里走出去。纵观报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主角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弱势人物,我们是否应该在没有温情的法律背后建设一个温馨的道德环境。报道刊登后,我也打了一场新闻官司。从对方告我的当时到最后我都坚信我不会输掉这场官司,因为虽然这个系列报道洋洋万字,但没有我记者一句话,我没有说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我也没有说我的新闻主角的

    对方道德缺失。我自始至终都在遵循着新闻的客观规律,用采访到的事实和被采访对象的话,客观地不加任何形容任何比喻描述了李所遭遇的一切的过程,我作为记者也没有一句评价。为了更加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我在当时我编辑的版面上赫然公告了我将于什么时候坐到法院的被告席上。让我没想到,也令我非常激动的是,那天中山区人民法院的大法庭上座无虚席,有的读者举起了为我写好的锦旗站在法庭的过道上,与我同去的摄影记者刘新斌激动地对我说:“孙健,你这辈子值了。”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我都胜诉。因为我在用事实说话,我自己没有说话,更没有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我虽然没有说话没有评价,但是我装在心里的话、装在心里的评价,读者都替我说了,说得比我多比我全。那一段时间里,读者的电话、来信让我顾不暇接。我在后来的系列报道里把读者的来信有选择地照登了一些(当然,照登的并不是一律的对李某的同情之类的来信,还有一些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法律规定的无奈、对李缺少保护意识表示的遗憾等等)。由此,我认为,成功的舆论监督报道不是表现记者个人的义愤填膺,不是展现记者个人的将事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水平,而是将你的良知和才能用在深入实际的调查采访中,用在你客观的新闻写作上。

    我写过无数舆论监督报道,报道的准、稳以及实效性颇为大家称道,我的秘笈就是:客观直录是舆论监督报道的本色。

    文证对接是报道“四脚落地”的法宝

    2004年4月,我的一篇《当事人的苦衷令人深思》报道,在大连日报一版倒头题的位置刊发,反映了一个当事人在进行相关遗产继承案件的诉讼时,法院查封了当事人的40吨肉,但是4年以后,判决书上竟不见了40吨肉的踪影。该报道刊发后,引起了我市政法委和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立即对此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在我市引起了强烈反响。报社领导在我们内部评报栏前写下这样评语:“今日阅报栏前A版块人头攒动,阅者众多,此种情景发人深思。这篇稿件令人振奋,这些年这么有力度的,直接批评权利部门的舆论监督太少了,看看阅报栏前的情况,就知道好稿子还是有人看的。”还有其他同行在阅报栏前写下了赞语。其他媒体的记者们说我竖起了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在有的同行们称我为英雄之时,也有人说我胆子大,竟敢用案例批评法院。他们说,法院是研究法律的,你不怕你文章被人家找到什么漏洞揪住你不放吗?我知道我写出这篇稿件后将会和谁打交道,我之所以胆子大,是因为我知道我的文章里没有一点漏洞,我文章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有一个相应的证据对接。我们业内人士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别说一个700字的稿件,就是千余字的稿件在媒体竞争激烈的今天,记者一天之内也会连写带发地给稿件“送走”。而我为了让这个只有700字的报道“四脚落地”,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来采写。

    其实,这个案件所涉及的遗产不仅仅是40吨猪肉,当事人在陈述整个案件时,也没有仅仅对40吨肉进行陈述,还包括经营用的车、房子、存款等等。开始我觉得无法下笔,因为当事人的不满或者没有证据支撑我落笔,或者是应该由法官根据法律规定进行调整的,我无权说三道四,说不好很容易给自己惹上麻烦。更何况,我要监督的对象是研究法律的法院,用来监督的素材不是法官的纪律作风等容易拿来说事儿的问题,而是要对一个案件进行品头论足。在我反复地研究了我的采访记录和法院的判决书后,我意外地发现,当事人陈述的当初被查封的40吨肉,在法院的判决书上竟然只字没提。我提出要到冷库看看被查封的肉,当事人把我领到冷库看到实实在在封存在那里的肉,我照了一张贴有法院封条的照片留作证据。于是,我一

    点点地剔除其他内容,只对这40吨肉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采写,因为只有这一点我能写得清清楚楚,只有这一点能让我每字每句都有相关的证据对接。写好稿件后,我又一字一句地检查着我的报道并对照我的相关证据,认为哪句话或哪个词没有相应证据在背后接着就坚决删除,整个报道从1500多字删除到700字,确信万无一失后已经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我采写其他舆论监督报道时,我都坚持这样的写作原则:文章里所涉及的每一个事情、话语、用词都要有相应的证据接住,才能让报道站稳脚跟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律真实”是记者自我维权的备忘

    我们媒体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早在十几年前,记者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素养很受推崇并受尊敬,当有人对报道产生怀疑时,只要记者拿出当时采访时的记录,所有的人都不会对记者所采访到的事实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也就没有人能想到“法律真实”一词。今天,在国家的法律进程不断推进,人们对法律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后,以及在诚信意识值得商榷的一些人面前,作为记者,特别是在采写舆论监督稿件的记者,仅仅记住“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句话已经不够,还要时时提醒自己所写下的新闻是否能够在“法律真实”面前站住脚。因为今天的真实并不代表明天的真实,此时的真实很有可能就是彼时或法律上的“缺憾”并给我们带来麻烦。不能否认的是,近些年来,我们媒体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不辞辛苦,此时采写的新闻确实是真实的,但绝不是明天的法律上的真实,因为你没有法律依据支撑你的报道和观点。

     比如,你的采访对象今天是这样说的,明天可能因为其他原因否认了自己昨天的话语;再比如,今天你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但是当你稿件见报后,被报道的当事人坚决否认当时的情景,而此时事情已经时过境迁找不到原貌等等。而面对这些,仅有自己的记录是不够的,也是经不住“法律真实”的“折磨”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证据意识。采访时的录音、照相,采访记录后让对方确认签字等等,都应该是我们今天采写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采取的自我保护、自我维权的措施。

     作为内部探讨业务的交流,在此,我也想给同行们说说我这几年来常用的避免并阻止被监督对象继续找麻烦的“小招数”:采访十分写七分,留出三分看形势。因为舆论监督稿件监督了谁谁难受,不找不闹的可能性太小了,即使记者写得再真实,对方也要找出不是理由的理由来和你理论一番。正因为如此,我们已经有很多媒体人甚至是领导谈监督、谈“找”色变了。我认为完全不必如此,当监督对象来找时,我们就可以拿出那还没有写完的三分通知对方: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采访,并就事情所产生的各方面的反映、评价做系列报道。如此,本已心虚的对方会害怕继续的追踪调查采访。

     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及“招数”,我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很好地维护记者以及媒体的形象和权威,更好地发挥党和人民赋予的舆论监督作用,为社会进步、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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