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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读者的信任和期待让我义无反顾
来源:大连新闻网 2010-10-22 www.dlxww.com
半岛晨报 王磊

    自从2003年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至今,我走过了7个年头。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也经历了编辑、记者等多个岗位,从热线记者到国际国内新闻编辑,再到现在特稿记者,我在新闻采编实践的道路上尝试了不同的角色,但几年的工作生活让我渐渐体会到,无论在哪个岗位,对每一篇稿件、每一个版面精益求精、孜孜以求、深度挖掘、横向整合的宗旨始终没有变。因为,面对读者的信任和期待,我责无旁贷,只有义无反顾地投身采编第一线。

    “太拖拉”事件的社会推动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完成了历史性大跨越。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新闻传播事业也以自己显著的变化准确地记录着中国历史的这一跨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新闻事业逐渐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传媒体系。这成为建国后几十年内新闻单位存在的普遍形式。但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中国新闻传媒开启了市场化、产业化进程。虽然党报的宣教色彩仍然较为浓厚,但是,众多党报的子报——大众化报纸的发展突飞猛进,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市场,在扩大信息量、增强新闻时效、拓宽报道领域、满足受众多元需求方面进展明显。新闻传播逐渐从上传下达的单一模式,衍生出下传上达,在群众和政府间建立起一个无形的沟通桥梁。而我采写的《疯狂太拖拉》一稿便成功实现了社情民意的下传上达,进而促进了城市文明建设的步伐。

    2007年秋,我刚刚成为《半岛晨报》社会新闻部一名记者,面对没有战线、没有线索的现实,我也曾手足无措。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无意间发现离家不远的某楼盘工地上,负责运土石方的工程车在夜色中飞驰,留下满地散落的碎石土块,甚至几次差点砸到路旁行人。一连几天,我都遇到了这种现象。

    “为什么?”“怎么没有保护?”“谁来管?”“怎么管?”“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一系列问题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为了弄清真相,我从深夜11点半开始,在工地外的角落里蹲守,准备跟踪疯狂的太拖拉卡车,掌握第一手材料。深秋10月,夜晚已经很冷了,蹲守半个小时,我就已经能明显感到手脚发麻,但为了能调查清楚,还算得了什么。

    终于,一辆太拖拉卡车满载着土石方驶出工地,很快消失在夜色中,我立即上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向郊外驶去。一路上,不时有碎石土块从卡车上滚落,跟在后面的出租车在原本平整的柏油路上颠簸着......超速、超载、没有任何防护,太拖拉的“罪证”基本清晰起来。此后,通过与工地工人、卡车司机闲聊,又进一步弄清了其只求速度不管文明公德的“生存法则”。

    很快,报道见报了并很快传达到了政府有关部门。接着,全市交警展开专项行动,夜查太拖拉,不久后,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市内施工的所有太拖拉卡车增设防土棚,防止碎石滚落。

    如今,走在大连的街头,再也看不到卡车飞驰而过,再也看不到碎石土块滚落,再也看不到马路上留下一路车辙。一位读者来电说,“谢谢你,记者,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作为一名记者,能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建设做点什么,很开心,很欣慰。

    80个农民工的眼神让我无法拒绝

    在我从事记者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曾有老同志教育我们,“做记者要有一颗社会良心”。这也成为我日后工作的座右铭。而2008年春天,我采写的《服装厂一夜蒸发,87名农民工被拖欠4个月工资》一稿便是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能听得出来,80多个人都显得有气无力。而等我亲自到了他们的宿舍后才发现,甚至已经有人两天没吃饭了。

    “记者大哥,帮帮我们吧,老板欠了我们4个月工资跑了,我们没钱回家,更没脸回家啊。”30多岁的汉子甚至忘记了年龄上的长幼,那双企盼的眼神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很震撼。

    经过调查,那是金州区的一家服装厂,开办几年来一直顺风顺水,但金融危机面前,脆弱的来料加工、只做OEM的生存模式使其在风暴中显得那么不堪一击。经营者为了节约成本砍掉了工厂的业务,同时也断了87名农民工兄弟的生存道路。更重要的是,这些原本在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根本不知道劳动合同是何物,更没有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给他干活,他给我们工钱”就是他们仅有的逻辑。

    报道见报后,金州区劳动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不少读者也主动联系到记者,希望能聘用这些农民工。一位旅顺的服装厂女老板甚至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他们如果没钱买车票过来,我找大客车去接他们,他们有多少人,我都要了。”

    当记者把好消息告诉他们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不少女人的啜泣声。“记者,我们怎么感谢你,我们给你鞠一躬吧。”

    为了真相,我独自走进杀人现场

    我曾非常欣赏前央视《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他那种与采访对象面对面直接“逼问”式的采访曾一度是我采访的“最高理想”。

    王志曾有一句名言是:我就是要将对手逼到墙角,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是王志面对每一个采访者的态度。他认为质疑只是一种方式,采访的目的是还原事实的真相,给采访对象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这话说得太赶劲了,甚至令我“为之憧憬”——我啥时候能像他一样采访?我的采访对象啥时候能像他对面坐着的那个人一样那么直面采访,说出真相。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发现,王志这招儿,有时候不好使,甚至大部分时候不好使。因为这种风格显然更适合具有典型事件性的人物,而对于特稿部更多的时候写批评报道,负面新闻,新闻调查而言,当事人往往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对记者的采访非常不配合。因此,在更多的时候,记者在挖掘真相时就需要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

    我在采访震惊全国的湖北熊振林特大杀人案时,就是这种“曲线救国”的一次典型实践。感谢以前从事编辑工作积累的经验,让我从得知案件发生开始,便在脑海中产生一系列问号——他为什么杀人?为什么要杀身边人?他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他的家庭什么样?当地民风如何?本案对于中国法制进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是我关心的问题,同样更是读者们关心的话题——如何还原一个连杀8人的湖北农民?

    带着这些问号,我第一次踏上了湖北随州的土地,通过前期资料整理,我陆续采访了抓捕熊振林的第一个报案人(武汉一家复印社的女老板)、熊振林的母亲以及熊振林案受害者家属,其中一家与犯罪现场直线距离不到30米!

    在这些外围采访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想还原熊振林这个人,就必须把自己放在他当时的环境中,在审判之前,我们无法走入熊振林的内心,但我们可以走近他身处的环境,否则采访就不能算是完整,报道就不能算做成功,读者就不能满意。

    当我翻过围栏,走进熊振林的废品收购站时,恰逢天降阴雨,肃杀的氛围中,我站在破败的院子里,望着仅一墙之隔、他前妻的豪华二层小洋楼,我仿佛突然间“读懂”熊振林了——与结发妻子奋斗多年,结果却因离婚致使两人贫富差距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孩子离自己而去,昔日手下工人也已追随前妻,熊振林从一个昔日当地显赫一时的小老板一夜间变成了孤家寡人,这种心理落差纵是一个正常人都难以接受,何况熊振林这个性格内向、没有多少文化的离异男人?

    而当我看到熊振林在屋后房檐下隐蔽处用布条钉出来的大大的“杀”字时,惊恐之余,也明白了熊振林发案是一种必然。他没有发泄内心积郁的渠道,在积压到一定程度时必定会爆发,而他追求的女人拒绝他成为了这一震惊全国血案的导火索。

    至此,一个真正的熊振林还原在读者面前,我们从字里行间认识了这个震惊全国的特大杀人犯,也渐渐明晰了这一建国以来最严重刑事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有很多人不止一次问我,记者的责任是什么?我回答说,记者的责任就是发现真相并报道真相。也正是这一责任,才真正体现记者群体不同于普通群众的价值。对什么样的真相感兴趣,体现了不同记者的价值取向。追逐某某明星的绯闻,只要不是编造胡诌,也是在尽记者的职责,有权得到人们的尊重。但持悲天悯人之心,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拾遗补缺,这样的记者更应受到人们的尊敬——不只是尊重。而我,正在朝着这样的目标,一路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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