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喜酒的女人》

    近日，“归兮·于振立四十年艺术展”在大连劳动公园举行，共展出于振立从艺40年来各个时期的近百件艺术作品以及文献资料。

    回顾于振立的艺术历程，可以用四个阶段来概括：现实主义、现代艺术、表现主义、抽象艺术阶段，绘画内容包括从“神”到“人”—从具象到抽象—从东方到西方—从中心到边缘—从生到死的种种历程。它既是于振立的艺术创作历程，也是他的心路历程，更是他对艺术理解的不断深入和艺术水平不断升华的过程。

    于振立1949年出生于金州，毕业于大连师范学校，并在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结业，先后供职金州博物馆、金州文化馆、大连群众艺术馆，曾担任过大连美协副主席。当他走出校门开始艺术生涯时，“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用于振立的话说，他当时有两颗红心：一颗向着现实，一颗向着大师。

    1966年，《大连日报》曾刊发了这样一则消息：大连首支由来自大连师范学校18名学生组成的“徒步串联队”起程前往北京。组织者正是骨干分子于振立，这一年，他刚刚17岁，从此开始了走南闯北的“长征”之路。

    今天看来，这次“长征”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但对于振立来说，这次长征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艺术之旅。“长征”中，当红小兵们都忙于政治活动时，于振立却开始了探寻“黑画家”的个人行动。从北京到武汉再到上海，所到之处他都要到各美院去“看”正在接受批斗的“黑画家”，其中不乏吴作人、黄永玉等大家。偶然的机会，他意外获得了刘海粟编著的《世界现代艺术史》，这令他较早“结识”了米开朗基罗、德拉克罗瓦、列宾、蒙克、康定斯基等艺术大师，并从此养成了“每天不画一张画就不吃早饭，每一张习作都要找到一个大师影子”的习惯，为他的绘画基础和绘画手法的表现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开始后，中国政治宣传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通俗易懂的宣传画了，于振立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其中。起初，他只是到各个军队、工厂、学校临摹毛主席像，甚至临摹到了沈阳、天津、北京等中心城市，最大的有10多米高，他一个人登着梯子两天就能完成。后来，于振立参加了省里的一次美术展览，他坚实的绘画基础和精湛的写实风格突然吸引了美术出版社的注意，不久，就有美术编辑向他预约政治宣传画的创作。结果，于振立一发不可收拾，接连不断地创作出了一幅幅的红色经典宣传之作：《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愤怒声讨“四人帮”》等等。于振立的宣传画非常讲究“效果”——用最直接的视觉语言传递强大的信息，进而达到鼓动情绪，影响群体心理的目的。他的宣传画一经问世，立刻被张贴到全国各地的车站、码头、院校、军营、村庄等。

    时间的指针终于指向了1976年，于振立也从政治画的激情创作中回归理性，从此开始回归到艺术的本源创作中，一批表现“美”的现代油画作品问世：1977年6月油画作品《海的宁静》获大连美展一等奖；1978年《泉》等油画作品参加辽宁省美展；1980年《故乡行诗意》随辽宁油画研究会赴各地展出；1982年《涛声》获辽宁省青年创作奖；1984年《国难》参加全国第六届美展；1985年两件人体绘画作品赴日本展出。他的作品时常在《美术》、《中国油画》、《江苏画刊》、《中国美术报》等权威媒体发表，比照此前政治宣传画的“红、光、亮”，这些作品色彩沉着凝重，人物鲜明真实，于振立绘画语言的独立个性逐渐形成，其现代油画艺术在中国艺术世界有了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击和碰撞，来自社会转型时期的疑惑和彷徨以及来自家庭矛盾的阵痛和焦躁，使于振立走在人生与艺术的十字路口，他常常处于“矛盾与绝望”的交织之中。这些思想与精神的上的变化，统统通过他的艺术作品表达出来。1989年4月，中国美术馆“8人油画展”展展出了他的表现主义油画《吃喜酒的女人》就是他这种思想变化的体现，被喻为中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巅峰之作。

    如果说《吃喜酒的女人》是于振立绘画艺术从“解构”到“重建”的嬗变过程，那么同时期他创作的另一幅抽象画作品《图式》，则是完全抛弃了绘画中的对于客观形象的描绘，变成了一种情感下的“具象”。他用特有的绘画语言方式，在画中尽显情境中的焦虑、忧患、狂喜之心相。绘画成为“对于事物本质的抽取”。此后，《图式》成为了于振立抽象艺术的一个母体，并依次衍生出了他的广袤的抽象世界。

    从现实主义到现代艺术，从表现主义到抽象艺术，于振立在艺术世界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下，让艺术与他的思想、情感和灵魂回归为一体，也使他在浩翰的艺术世界里确立了他最为独特的中国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