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生都为之努力，连同他朴实而真诚的愿望，也是20世纪中国乃至现在的奋斗目标。巴金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代表，他一生的探索是整个中华民族探索的缩影。”钱理群教授表示。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为年轻的巴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27岁的他已经是沪上声名斐然的作家。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急剧动荡,巴金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

　　“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

　　“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陈思和用了“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来概括巴金，“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

　　巴金， 1904 2005 ,原名李尧堂，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来到上海、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二至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一读再读

　　文/巴金

　　小狗包弟（部分）

　　我也养过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呆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在三年困难时期，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我的爱人萧珊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听见包弟的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孩子们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包弟送走后，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在我眼前出现的不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 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1980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