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雄心比起来，序里面这一段更值得玩味：“这九个人，是我们用在台湾多年的研究经验，这些经验不是史家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人文的，甚至是报告体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些生活要件，或者是细节，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野史，更或者是报道中的传说。我们是站在记者的立场来还原的历史报道。所以这不是他们严格的历史传记，而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记录。”与作者的“思考”相比，我更关注他们所说的“生活要件”、“细节”或是“野史”、“传说”，是那些散落在过去一个甲子岁月中的琐碎故事。

　　其实我们最早读书，就是抱着读故事的心态。无论多么重大的题材，在我们眼里就只是一个个故事。记得小学时候看《李宗仁回忆录》，便是这样的读法。而后来年龄渐长，眼界渐宽，世界渐渐不再是单纯的黑白两色，变成彩色甚或者灰色，尤其是自身也经历了一些事，感受到人世的五味，便开始渴望有人来讲解，来剖析，希望据别人的意见来验证自己的判断，进入一个需要讨论、需要启示、需要倾诉与倾听的时期。而今，恰如青原惟信禅师之语：“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所以现在再看这类解密性质的书，就是听听故事；至于故事的里里外外，是是非非，何必还要听别人来点拨方知呢？初见《雅舍小品》时那种惊喜，如今已变成对“雅舍”背后的的感情纠葛以及梁实秋英文翻译的兴趣了。

　　胡适、蒋梦麟、罗家伦、钱穆、梁实秋、林语堂、傅斯年、雷晨、殷海光，无论拿出哪一个来，可说的重要事迹都不在少数。但一来，这些事迹大多“至今已觉不新鲜”，可自动忽略；二来，我倾向于认为，重要历史事件、思想历程对一位大师级人物来说固然重要，但家庭气氛、感情纠葛、儿女亲情等因素更是构成其完整人格、完整人生的重要环节，其重要程度，好比藏在水面下的冰山。

　　比如梁实秋，74岁开始人生第二春，固然可说是“最浪漫的事”，但我还是想知道，他的子女是如何看待这份浪漫的。本书果然提到了，说小女儿梁文蔷对父亲续弦一事不大能接受，问他，台湾的《女性》杂志上写着韩这两年陷入爱河，“对方当然不是你，那是谁？”梁实秋过世后，她写下一本回忆之作，如此评价父亲的第二春：“忽然父亲若有所思地说，‘我这个人如果做事做错了———就一直错到底。’我知道爸爸何所指，无须说明。”

　　同样是老少配，钱穆夫人胡美琦就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是因景仰钱穆的人格学养而嫁他。但金庸评价说：“看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生活，实感敬佩。”钱穆晚年多次到香港与留在大陆的子女、亲友相聚，但以他“总统府资政”、蒋氏父子客卿的身份，仍不免由此而引发危机，晚景凄凉。而以政治原因大力阻挠钱氏父女相聚，直至逼迫95岁高龄的钱穆搬出素书楼的急先锋，便是今日麻烦缠身的陈水扁。赴台探父的钱易黯然离开后，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其实，哀伤岂独宾四先生？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后，为当年的事向胡美琦道歉，胡美琦说：“迟来的道歉已没有意义。”确实，许多事，一旦错过或者迟来，对当事人来说，就没有意义，而只能成为我们这些旁观者或后人唏嘘感慨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