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是一个分裂而满怀希望的土耳其灵魂的深度旅行。主人公 KA是一个阴郁但吸引人的诗人，已经很多年没写什么了。但是 KA并非叙事者：当读者被告知他遭谋杀后，他的故事便由一个碰巧也叫奥尔罕的老朋友拼凑起来。

　　小说开始时， KA在法兰克福政治流亡，为了母亲的葬礼，他在12年后重归伊斯坦布尔。他在去KARS——一个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虚构的城市———的路上时，一场巨大的暴风雪降临了（在土耳其语里，“KAR”是“雪”的意思，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层层嵌套的信封）。 KA声称自己是个记者，对近期的市长谋杀案及由于学校强迫去除头巾所引发的几位年轻女子的自杀事件感兴趣。他同样想去看IPEK，一个他学生时代结识的美丽女子。由于被雪切断了逃脱的路， KA徘徊在衰落的城市，在一个个遭遇间挣扎。

　　命运的曲折、往复的情节、小把戏、每每接近便退得更远的谜团、阴冷的城市、潜行的夜、身份的缺失、被流放的主角———这些便是成熟期的帕慕克，但它们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图景的一部分。我们或可将这类型称为“男性迷宫小说”，并可以追溯至德·昆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拉德，也包括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德里罗和奥斯特，以及汉密特和钱德勒式的黑色惊悚小说。写这样小说的几乎都是男性，他们以无根的男人们作主角；这很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理由：要是送一个女人去进行一场散漫的寻找之旅，她很可能比男人死得更快更早。

　　女人———除了作为理想化的欲望对象———在帕慕克以前的小说中重要性并不明显，但《雪》是一个开始。有两个较强的女性角色，感情遭受挫折的IPEK和她的姐姐，固执的演员Kadife。此外，还有一场合唱：头巾女孩们。她们的自杀就像小说里其他残忍的事件：由无情的潜在力量驱动的突然爆发的暴力。

　　男人对女人的态度驱动了《雪》的情节，但更重要的是男人相互之间的态度。 KA总是担心其他人是否尊重他，而这种尊重总随他的信仰而改变。他犹疑着，应该坚持西方的教化吗？但他在德国很悲惨。他应该做回一个穆斯林信徒吗？但除了醉酒时亲吻了一位当地宗教领袖的手外，他无法适应。

　　如果 KA遵循帕慕克以前小说的样子，他或许会用故事避难。故事，帕慕克暗示说，创造了一个我们感知的世界，一个帕慕克式的人物会说“我在，因为我叙述”。但可怜的被谋杀的 KA绝非一个小说家，得由“奥尔罕”来扮演叙述者。

　　《雪》是帕慕克长期计划中的最新一笔：通过叙述，令其国家存在。这也是与现实主义最接近的一次。KARS城令人触动的贫困被精妙地描绘，但居住者们抵御了“奥尔罕”对自己的小说化。其中一个甚至要求他告诉读者，别相信他们说的一切，因为“没人能从那么远的地方理解我们”。这是对帕慕克及其颇为可观的艺术之挑战，但也是对我们的挑战。

　　（摘译自《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作者为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