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成功之处是成功地描写了一群沙新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他们是一座群像，这座群像向社会发出的喊叫透出了一个阶层的绝望，它的声音在茫茫世界里不算大，但是力量却是强有力的，这种强而有力的绝望震撼着人们。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某出版社的编辑，黑马把这些人物和他们中间发生的问题都集中在长安街边的一个筒子楼里来叙述，这样高浓缩的场景安排十分有利于矛盾的尖锐化和白热化。不幸的是，作者确实经历了这样的生活而非文学虚构，作者在小说后的“跋”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筒子楼里的生活场景是无奈的，对此，作者投入了大量的笔墨。单身的和有家庭的男男女女相互拥挤着生活在这样的筒子楼里：厕所公有，厨房公用，下水道堵塞，臭水倒灌，用煤炉做饭，听着邻居家的吵架声做着自己家的事。要想在下一轮的分房中有你的名字，那得是结了婚并有了孩子，如果你赶着有了孩子却还没有生产，那就依然对不起，你还得靠边站。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长了竟把人也搞疲了，他们可以在这里说着外语，写着文章，相互倾轧着，明里暗里争斗着，嘴里粗话骂着，家长里短传播着，生儿育女。一点一点消磨青春，这种非人性非常态的日子成了常态。

　　从作者的写作时间看，这群小知识分子严格说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他们还没有完全丢失知识分子的清高，还没有来得及下海里去“捞世界”，还没有狠下一条心把自己彻底地豁出去一了百了，还没有摆脱住筒子楼的可悲结局，还没有靠上什么关系一步登天……他们面对突然而至的市场经济，有点茫然，有点无所适从，他们只能按部就班地等着单位的政策，一层一层地由上而下地解决住房问题这个最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想从这样的筒子楼里走出来，没有一点办法不行，没有一点伤痛不行，没有一点牺牲不行。终于走出来的人们，将筒子楼的生活暗暗地却是深深地嵌刻在记忆里，这记忆将陪伴他们一生。伤痕累累的他们从筒子楼里走出来，通过种种途径升迁或发达后，原本的小城镇的、乡村的、普通人的质朴丢失了，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良心或许也仅仅作为一件只适合于某一场合的外衣，想起时才穿一穿也未可知，这是小说揭示的真真切切的悲哀处。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这一时期处于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人去真正地揭示其内心深处的不堪，去剖析其理想信仰道义良知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偏移的可能，很少有人愿意用具体得像镜子一般的方式，来明明白白地罗列出诸多的细部进行犀利的挑剔的反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在一片不约而同的沉寂中，黑马重重地抛出他的小说《混在北京》，他说，他来做这个课题，他来完成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揭示。这还不够，他还在小说的后记里告诉人们，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经历，都发生在他的身边，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忍辱负重的、这样高傲而媚俗的、这样被琐碎搞得走投无路的走过了那个时期，走到了今天。黑马想让人记住沙新他们在这一过程里失去的东西。